在世界歷史的入口處

劉剛2019-12-02 14:45

【文化的江山】

天山南北統一了,西漢設西域都護府來治理。都護是漢代西域的最高長官。西域都護府的駐地,就在輪臺與焉耆之間的烏壘。烏壘城位置適中,當絲路要沖。

第一任“都護”由鄭吉擔任,都護下屬,設有三尉:戊己校尉、屯田校尉、伊循都尉。戊已校尉屯防高昌壁;屯田校尉屯渠犁,伊循都尉在伊循。

班超時代,西域都護之地,主要圍繞著三個盆地。其一,是位于阿爾泰山與天山山脈之間的準格爾盆地。其二,是由天山與昆侖山兩條山脈構成的塔里木盆地。其三,是由天山東脈形成的吐魯番盆地,這里是連接天山走廊與河西走廊的樞紐,是漢匈必爭之地,在三個盆地中,它居于主導地位,屬于戰略門戶。

漢匈天山之戰的主戰場就在吐魯番盆地,其中有一個戰略制高點,那就是車師,從敦煌到車師,是通西域的生命線,失了這一線,通西域就不可能。

這一線,除了地理上的交通優勢,還有地區上的物產優勢,宜于貿易,也利于生產,曾為匈奴右部,漢欲斷其右臂,便從這里下手,斷了它的財路。

漢軍自敦煌西出玉門、陽關,往北行千余里,達伊吾。再往北,行千二百里,便抵達車師前部高昌壁,即今之新疆吐魯番地區。繼續往北,行五百里,就到了車師后部金蒲城,即今之新疆吉木薩爾縣,在車師與伊吾之間,有一個海,叫蒲類海,即今之新疆巴里坤湖,胡人稱湖為海,就如同北京的北海、中南海,其實都是湖一樣。

班超就在這里一戰成名,戰役不大,斬首僅千余人,但戰略價值不小,一腳踹到了北匈奴的命門,一舉把北匈奴從天山打到阿爾泰山去了。最要命的是,匈奴人的一條財路,也是匈奴人的戰略縱深,從蒲類海到大秦海的起點,被漢軍奪走了。

大秦海是什么海?漢人稱羅馬為大秦,稱地中海為大秦海。

原來匈奴人身后,還有個這么深邃的世界,斷匈奴右臂,斷了河西走廊,斷天山走廊,真沒想到匈奴右臂有那么長,不管怎么斷,都斷不過來,更何況斷了它又能接上。這就是游牧文化的優勢,它能背靠一個更為廣闊的世界,跟漢家打游擊。

在漢家天下里,無論你怎樣出擊,不管你如何以夷制夷,你都不能將它置于死地,因為它在漢家天下之外,還有一個漢人所不知道的世界,憑借這世界,出天山,爭河西,入中原,退則深藏若虛,可以退到漢人未知的那個世界里去,重整旗鼓。

不過,這一次,匈奴人不僅碰到了一個同以往的飛將軍不一樣的打游擊的天才,一個在西域國際關系中以夷制夷、左右逢源的特種戰專家,還遇上了一位出身于史學世家像亞歷山大一樣具有世界歷史眼光的西域都護,匈奴人的底被他看穿了。

如果說亞歷山大從地中海出發,自西向東一往無前來到蔥嶺下,那么班超則反其道而行之,從東往西,于蒲類海起步,西行往地中海去;亞歷山大是王者,可以想哪去哪,而他只是個使者,身后有朝廷要牽掛,一路游擊,來到蔥嶺下,就裹足不前了。

這一行,回首就三十年,沿著塔里木盆地,轉了一個大圈。

他的行程,第一步襲匈使,服鄯善;第二步誅神巫,制于闐;第三步退龜茲,安疏勒;第四步順民意,破姑墨;第五步戰龜茲,平莎車;第六步守疏勒,破月支;第七步討焉耆,定西域。一圈下來,就把西域打通了,班超坐鎮龜茲,制衡西域。

但他知道,這還是個小西域,僅以此域,難置匈奴于死地。

其時,班超治地,東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東起玉門關和陽關,西以蔥嶺為極。再往西去,就不屬于他都護的范圍,西北有烏孫和大宛,西有大月氏,還有安息,再往西去,就是大秦,是羅馬帝國的勢力范圍,亦即從蒲類海到地中海一線。

漢軍止于蔥嶺以東,固步自封,嶺以西,亦曾涉足,如陳湯等,但未常駐以納入都護,可那卻是匈奴人的去處。班超已知,若欲根治匈奴,必須抄底西域,聯合大秦,從西域的底線上,以夷制夷,故派甘英出使大秦,欲深入西域,一探其究竟。

班超成就,雖由其個人卓異,但根本上則取決于漢匈之大勢。

竇固天山大戰后,北匈奴退居阿爾泰山,因而有班超經略天山南路;竇憲再次出擊,犁庭掃穴,勒燕然山還,北匈奴遁亡,不知所之,而有班超定西域。

但班超優于二竇者在于,他比二竇有著更為遼闊深遠的世界歷史的眼光,當漢家舉國上下都在為匈奴潰遁而慶幸時,惟班超尤恐其卷土重來,他深知,匈奴銷聲匿跡,并非消亡,而是進入了漢人未知的地方,西域之西,還有個西域,漢人鮮知。

所以,他派甘英走一趟,一來尋覓匈奴蹤跡,二來出使大秦。

此行目的,當然還是以夷制夷,欲聯手大秦,夾擊匈奴,一如當年漢武帝之于大月氏。可甘英畢竟不是張騫,沒有張騫那種排山倒海且至死不休的意志。

甘英從龜茲出發,逾蔥嶺,經條支,至安息西海,與安息國(今伊朗地區)相見。

他本打算渡海,可安息船子相告:順風要三月,逆風約兩年,所帶口糧,當備食三年,還有海妖妙音,令人不已,往者難歸,若你不戀父母妻子,才可以去。故事初見于《后漢書·西域傳》,《晉書·大秦傳》也有記載。

過了千余年,康有為赴歐洲考察,來到羅馬,認為甘英當年未渡地中海,使中國與歐洲相會,延緩了千余年,并痛斥甘英遇海而懼,以至于失足千古。

可當時的實際情形,未有人去一探究竟,何不問一問,為什么甘英欲往大秦,不帶甘英去渡大秦海——地中海,而把他帶到安息西海——波斯灣,從波斯灣能通往地中海嗎?打開地圖一看,我們就發現波斯灣的出海口,是阿拉伯海,而非地中海。從阿拉伯海往地中海,需經由紅海,而那時蘇伊士運河未通,由紅海不能進入地中海,需棄舟登岸,重渡地中海,才能到達羅馬。所以,很顯然,從波斯灣下海,不是送甘英去羅馬。

那么安息船子與甘英對話所指的目的地在哪里?當然是指中國。

從波斯灣出發,出阿拉伯海,進入印度洋,由印度洋轉入中國南海,這是往中國去的海路。東漢時,羅馬有個使團,就從這條海路到達過中國,但肯定不是從波斯灣下海,因為,那時羅馬帝國正與安息——帕提亞交戰,故不可能從敵國海域下海。

安息船子如是說,其實是讓甘英做個選擇,問他從陸路回國,還是從海路回國,他把海路的風險夸大,還擊中了中國人家庭觀念的軟肋,迫甘英從陸路歸。

甘英的去留不由自主,他被安息人控制了。安息人怎會送一位第三國的大國使者去交戰帝國?但漢與安息雙方還在維持面子,一旦撕破面子,他就會像張騫、蘇武一樣被關押起來,與之不同的是,那是被敵國匈奴關押的,他若被關押,就等于化友為敵,樹立了一個新的敵國,故他寧愿服從安息的安排。

他在西行之前,并不知道安息與大秦為敵,若知,就不會通過安息往大秦去。到了安息,他就應該知道了,但還不至于為了一個素無往來的國家而得罪安息。

甘英此行目的是以夷制夷,安息還在西漢時,就已入了漢家制夷之局,如同大月氏,此行能與安息重申盟誼,亦算達到了以夷制夷的目的,不失漢家初心。

從安息的角度來考慮,羅馬之于安息,就如同匈奴之于中國,當年羅馬統帥克拉蘇,就死在了安息人手里,故漢家之于大秦與安息,只能擇其一,若放任中國與大秦結盟,那么以夷制夷的夷,很可能第一個就是安息,這還只是地緣政治上的考慮。

更有貿易上的考慮,居于歐亞大陸心臟地帶,安息成為了東西方貿易樞紐,位于絲綢之路中部,無論東來的,還是西去的,都必須經由每天都有滾滾財源來此“安息”,這天造地設帶來的利潤,羅馬不能分享,中國也不能分享,它要中間獨大。

對此,康有為不察,將文明遲到的這筆賬算到了甘英頭上,實在冤枉,要算這筆賬,也只能算到安息人頭上。如果說,遲到的文明相會千年之后才給中國帶來了災難性影響,那么,安息對西方的影響來得更早,據說,不到兩百年,匈奴就在西方出現了。

陳序經在《匈奴史稿》第二章“有關匈奴歷史的外國史料”中指出,十八世紀法國歷史學家得岐尼著《匈奴、突厥、蒙古及西部韃靼各族通史》,其目的,就是想說明西方所謂“匈人”,即中國史書所載“匈奴”,解釋中國匈奴如何西遷并入侵歐洲。

英國歷史學家吉本認可了得岐尼的說法,在《羅馬帝國衰亡史》一書中,他指出,歐洲的匈人,就是中國歷史上的匈奴,并肯定匈人來自蒙古高原,因被中國驅逐,往西遷徙,至伏爾加河流域。吉本認為,匈奴人從蒙古高原來到伏爾加河流域這一段歷史,中國人是知道的,可是,從伏爾加河流域到羅馬的這一段歷史,中國人就不清楚了。

不光北匈奴遷徙,還有那些歸附了漢朝的南匈奴,不少人也跟著遷徙,他們來到伏爾加河流域,與北匈奴重逢,開啟匈奴復興之路。新興的匈奴不走回頭路,他們再往西去,從伏爾加河進入頓河流域,相遇了東哥特人的一支粟特人,他們互相攻打,匈奴人殺死粟特國王,占有其國,對這事的記載,吉本經由中國《魏書·粟特傳》而得知。

在此次復興中,匈奴人不僅產生了新的英雄阿提拉,而且獲得了新的身份——匈人,在這里,沒人敢像漢人那樣蔑視他們為“匈奴”,他們的新冒頓王阿提拉,被信仰基督教的歐洲人稱作“上帝的鞭子”,上帝用他來鞭策歐洲人,教訓歐洲人。

吉本在其著作中,不惜筆墨,講述了阿提拉的性格及其活動,還有阿提拉的王廷及其戰爭。他認為,在歐洲歷史上,阿提拉是唯一征服者,不僅征服了塞種人,還征服了日耳曼人,將二者均置于匈人統治之下。從匈奴到匈人,可謂一部地跨亞歐、兵連東西方的世界史,其勢遠超此前居魯士和亞歷山大帝國,亦為后世突厥和蒙古帝國所不及。

可以說,它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與東西方文明都發生過巨大沖突,并對東西方文明都產生了深刻影響的游牧民族,以至于突厥和蒙古都以它的后來者自居。

在東方,匈奴馳騁蒙古高原掀起的游牧風暴,差一點就席卷了那個用長城圍護的漢家天下,來到西方,匈人突然出現,成為了羅馬帝國倒下的第一推動者。

當羅馬帝國被蠻人的洪流沖垮時,我們很自然就會想到甘英那次出使,想到班超欲聯手大秦對付匈奴的遠見卓識,假如,雖然歷史沒有假如只有已然,我們還是不妨假設一下,假如甘英出使成功,羅馬人早就注意到匈人,世界歷史很可能會改寫。

是什么讓一個正在付諸實施的偉大思想變成“假如”呢?是家,是漢人念念不忘的家,不僅甘英被安息船子動員回家,連“從心所欲”的班超,也終于回家。

一個走向世界歷史的國度,卻從來沒有走出中國傳統文化的老家。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十二卷,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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